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这30年是浙江民营经济由小到大、变弱为强、飞速发展的30年；是浙商群体抢抓机遇、创业发展、创新图强的30年。这30年中，浙商抓住了哪些机遇从而实现了飞速发展？浙商又错过了哪些机遇从而遇到了如今暂时的困局？
　　改革开放30年来，浙商已成为国内第一商人群体。但是，从最新的情况看，浙商群体的创富能力似乎正在减弱。这或许显示，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道路上，浙商的先发性优势已经所剩无几。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发现浙商新的“创富模式”，在下一个30年继续保持领先优势，这一挑战已迫在眉睫。  


　　   一、30年改革开放：浙商之得
　　  得“财富”、得“经验”、得“精神”、得“尊重”，是为浙商“四得”。
　　  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大地的创富大潮波澜壮阔、引人入胜。以民营经济为代表的浙江经济由小到大、变弱为强，并形成了一批在全国甚至在世界有一定影响的浙商。
　　 有人说，浙江经济发展的30年实际上就是浙商发展、成长的30年。那么，值此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探讨浙商这30年以来的得与失，意义尤为重大。2008年9月8日晚，《浙商》杂志在杭州西子湖畔举办“改革开放30年——浙商之得失”座谈会，总结浙商的成功经验与不足之处。与会的专家和浙商认为,30年来，浙商之得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得：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
　　  毋庸讳言，浙商群体在过去30年来积累的财富是令人称羡的。在国内主要的财富排行榜上，浙商群体一度以绝对优势占据主要位置，凸显着浙商群体的财富实力。
　　 “‘得’在什么地方？首先是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个人的财富也得到快速积累和快速增长。”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郭占恒在本刊举行的座谈会上就此总结，“这30年间，浙商从一般的工人农民冒出来，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引领者、拥有者。”郭占恒直言，所有的浙商都不必刻意回避这一点。
　　实际上，翻阅那些处于浙江创富英豪“金字塔”塔尖的人物简历，可以发现他们创业之前的身份显得相当“寒酸”：鲁冠球——打铁匠；徐文荣——农民；南存辉——修鞋匠；胡成中——裁缝；楼忠福——建筑工人；李如成——农民；郑坚江——汽车修理工；汪力成——丝厂临时工……粗略数了数，约有90%左右的浙江民企精英，出身均很寒微。
　　 “在创业初期，强烈的致富欲望是巨大动力。”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在接受《浙商》记者采访时表示，正是“摆脱贫穷”的原动力，才能使其坚持不懈，并最终积累了庞大的个人财富。
　　  另外，一组数字可以了解浙商对社会财富积累的作用。1978年浙江省的GDP只有123.7亿元，到2007年浙江的GDP是18640亿元，增幅达到150倍以上。浙江的人均GDP在1978年只有331元，而到2007年有37100多元，在全国排列第四。如果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浙江在全国排在第三位；2008年一季度，浙江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超过了北京，位于全国第二。
　　 “在浙江这样的一种发展过程当中，浙商确实是功不可没。”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感慨道。
　　  二得：积累了深厚的成功“经验”
　　 “我实在没有想到自己能够把企业做到如此规模。”上海泽大投资集团董事长吴永春曾在与《浙商》记者闲聊时如此表示，在他看来，之所以企业在最近的十来年能够顺风顺水，实在是得益于国内的改革开放大气候。
　　 “浙商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应对各种体制、复杂局面、各种市场的经验，这是在经验方面的‘得’。”郭占恒认为，浙商们的企业在多数情况下，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双轨制到市场化的历 程。“30年来的风风雨雨，培养和锻造了他们的经营理念、管理经验，这是随着企业发展而积累的。”
　　  浙商善于抓商机的特点被人津津乐道。面对复杂的市场，浙商能凭借敏锐的触觉，先人一步，抢得先机。超越常规，以小博大，以弱吞强等经典商战案例时常涌现。
　　 吃苦耐劳更是浙商起家的基础。曾几何时，“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成为在外创业的浙商的真实写照。浙商做生意不分大小，从小生意做起，而且小生意做到了极致。
　　 “浙商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断探索市场规律，比较早地进行了市场拓展，现在浙江四分之一的销售收入来自出口。”浙江省经贸委副主任凌云在座谈会上指出，无论是在成本控制、市场营销，还是在企业管理上，浙商在过去的30年里，都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在管理方面，部分浙商也逐渐走出了封闭的家族式管理，并融合了先进的西方管理制度。这部分企业有些虽然还是家族制企业，但绝不是家族化管理。   
　　 三得：锻造了闻名天下的浙商“精神”
　　  在2006年浙商大会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指出：“在浙商身上所体现的创业精神和商业智慧,集中反映了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展示了浙江人的良好形象。”这是对浙商精神的高度评价。
　　 “走遍千山万水，说遍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尝遍千辛万苦”被称之为浙商的“四千精神”。 “浙商走南闯北，发扬‘四千’精神，有着精明的经济头脑和敏锐的市场洞察能力。”南存辉曾表示，善抓机遇使浙商群体成为我国当之无愧的创富群体之一。
　　  2000年，浙江省委提炼“浙江精神”为：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后来在这句话的基础上，浙江省委又提出“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三句话，推进“浙江精神”的与时俱进。最近，浙江省委提出“创业创新”总策略，这是新时期“浙江精神”的又一次深化提升。
　　  郭占恒认为，“浙商精神”，很大程度上是由广大浙商来书写的。“他们在多年的磨练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精神，这就是浙商精神或者说“浙江精神”，这是浙商勇往直前的精神动力。”
　　  正是在这种精神之上，众多浙商驰骋商海，建功立业。
　 　“如果没有浙商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浙江的经济发展没有那么快。”凌云认为，浙商“重整体，喜抱团”。他们喜欢合作，喜欢共同发展，尤其喜欢捆绑式的共同发展，但在合作之先，他们会一丝不苟地探讨确认游戏规则，而这种规则一旦确立，他们就会自始至终遵守和执行。浙商是国内最具诚信的商人群体之一。
　　  四得：赢取了广泛的社会“尊重”
　　  除了个人财富、企业经营经验，以及精神方面的塑造，浙商群体在过去30年里的“得”，便是社会地位的提高，换言之，他们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尊重。
　　 “浙商的发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郭占恒把这一“得”理解为浙商在过去30年里的“最大的得”。
　　 事实上，浙商在过去30年的艰苦创业充满了“委屈”：由于市场规则和体制方面未能及时理顺，刚刚创业的浙商在初期往往遭遇一些“磨难”。但是现在，各级政府，包括省外各地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浙商的整体评价也大多是正面的。
　　 据了解，在浙江省内共有12位浙商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而在省外，江西浙江商会会长陈志胜和重庆浙江商会会长郭向东分别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省外浙商在当地成为省、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数不胜数，体现了各地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浙商群体的重视。
　 　“无论是鲁冠球，还是徐冠巨，原来都在社会底层，今天他们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包括政治地位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整个社会生态也发生了变化。”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中心副主任杨轶清在座谈会上如此表示。
　　 浙商群体在发展自我的同时，也满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财富越大，责任越大”这句话已经被众多浙商所践行。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他们不仅仅为社会带动就业，缴纳税收，还在各种慈善捐助中频频亮相，尤其是在今年抗震救灾中的表现，更是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
　　 在国内的慈善排行榜上，越来越多的浙商出现在名单上；而越来越多的浙商慈善基金成立，也俨然已成为一道风景。
　　“正确的财富观已经逐渐在浙商群体中树立，回报社会的观念已经成为主流。”有关专家表示，这也是这一群体获得各界尊重的原因所在。 
         二、30年改革开放：浙商之“失”
　　 错失“主业做大”的机会，错失主动转型升级的机会，错失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机会，是为浙商之失、浙商之憾。
　　“得远远大于失”!
　　 在《浙商》杂志举办的“改革开放30年浙商之得失”座谈会上，与会专家与浙商普遍这样认为。
　　“但如果说从更高角度来看，浙商群体确实存在着一些不足或者‘失’。”有关专家和浙商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回顾总结浙商过去30年来的不足，恰好能体现浙商发展空间的广阔。专家和浙商们讨论认为，浙商30年来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一失：错失“主业做大”的机会
　　2008年7月底，一组有关“温州民企陷入方向性困局”的报道被广为传播。针对温州中小企业在宏观调控下遇到的困难，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温州企业在“投机”受困之后，陷入了缺失方向的局面。
　　这并非危言耸听，在过去的30年里，以温州籍浙商为代表的浙商利用先期积累的资金，在全国各地掀起一股股投机热潮：“炒房团”、“炒煤团”一时之间成为浙商的“投机”专利。
　　“我们这一代起家靠‘机会主义’，”来自温州的虎牌控股董事长虞成华在座谈会上坦言，过去30年里，企业靠“机会主义”获得了阶段性成长。但同时承认为，单纯地依靠抓机遇，已经不适应现在的市场。
　　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曾经跟媒体表示：“不搞多元化，发展的空间有限。”最多的时候，红蜻蜓的“多元化”曾经涉足到房地产、百货、金融、教育、服装等多个领域。
　　尽管在2005年，钱金波提出了回归主业的计划，但业内人士称，红蜻蜓已经错失了做大主业的发展机会。
　　“游弋在境内外的温州资本在四处寻求获利机会。”——在巨大的利润面前，很多温州企业关注的是，这笔投资是否能在短期内得到最大的回报。
　　可以说，短期获利的冲动造就了“温州模式”，又让温州人背叛了“温州模式”。当温州人通过经商获得的丰厚资本不再专注于实业领域，温州就已经注定了今日的“困局”。
　　“什么赚钱就去做什么，这是硬币的两面，虽然保证了浙商原始积累，但也成了未来浙商发展的软肋。”浙江华睿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宗佩民在浙商理事会8月聚会上曾如此直言。会议上，他猛烈批评那些放弃主业，转而投资利润丰厚的房地产的做法。
　　事实上，宗佩民列出的数据令所有人吃惊：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浙商的实业企业75%以上都涉足房地产。大量的实业资本转移到了房地产领域，其直接的影响是，主业无以为继。
　　“房地产赚钱的时候一定是实业丢钱的时候。本来主业可以赚到1000万元，因为投资房地产，房地产可能赚了500万元，但主业只赚300万元，实际上算大账是在亏钱。更主要的还导致主业无法上市或错失最佳上市机会，损失更大了。”宗佩民认为，如果浙商当时能用这些资本去参与国有企业的改制的话，相信浙江资本已经控制了中国很多的产业领域。
　　“但现在，大家都错过了这个机遇。”宗佩民遗憾的说。 
   　　二失：错失主动转型升级的机会
　　  尽管30年过去了，浙商的产业分布，基本还是在劳动密集型、低层次加工、低附加值的传统轻型制造业为主，产业内部的升级换代也没有得到大的突破。
　　  “比如温州的支柱产业30年来一直局限在鞋类、服装、眼镜、打火机、塑料制品、通用设备等行业，温州老底子以轻纺工业为主，工业化转型又没有抓住机遇，所以导致这个城市的经济很难转型。”身为温州人的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张仁寿表示。
　　  “这样的一种产业结构，它在市场经济发展初、中期，曾经是优势。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尤其是中国内部的消费结构的变化，我们浙商应该说普遍地感受到了产业升级的压力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的挑战。”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表示，从整体上而言，浙商并没有通过大规模地调整自身的产业结构来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
　　  浙商最典型的经营策略是调整它的市场结构，即横向拓展，做出口贸易。这一发展策略的实施，一方面使浙江经济继续保持了近十年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相应延缓了浙江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导致浙江经济在近十年中出现了“总量人均水平领先，结构调整升级滞后”的格局。
　　 “1996年那个阶段，我们浙商面对国内的市场疲软没有去调整产业结构，而是调整贸易结构，国内不行走国外，但做的还是老东西。结果到2007年GDP增速达到11.4%，走到顶点上了，但产业还是‘两低’的格局。”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在座谈会上形象地将低层次加工、低附加值的“两低”经济比喻为“豆芽菜经济”：有了阳光就拼命长，看到低层次的需求就拼命长。
　　  但时至今日，“阳光”不再充足：土地紧张；资源紧张；电紧张；水紧张；劳动力紧张；环境压力加大。已经无法承受“豆芽菜”式疯狂生长的需要。
　　 南存辉也认为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在2000年以后，国家鼓励发展高科技，提倡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各种新经济形态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为浙商的发展空间和质量升级提供了新的契机。然而，由于粗放型的传统产业还有利可图，利润空间还存在，于是，很多浙商还是沿用传统的技术，传统的管理方式，错过了技术升级、质量和品牌提升的大好时机，致使发展受阻。
　　 三失：错失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机会
　　 浙商企业大部分从家庭小作坊演化而来，就算是一些国有改制企业，在私有化之后，也充溢着家族式管理的色彩。
　　 “家族式管理是民营企业走向兴盛的瓶颈。”知名经济学者钟朋荣曾经把浙江的发展模式定义为“家族企业+小狗经济+产业集聚”模式。在他看来，过去的30年里，以温州为代表的家族式管理对经济发展，曾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然而，当家族企业进一步做大时，却仍旧逃脱不了“业大分家”、“做大做垮”的宿命。因为家族矛盾导致企业没能做强的例子比比皆是。
　　 “民营企业一开始确有风雨同舟、共闯难关的优势，但免不了有沾亲带故的弊病。”浙江金洲集团董事长俞锦方认为，随着企业在更大空间、更高层次上求发展，原有人马日益显示出在思想观念、知识结构、管理水平等多方面的局限性。  
　　但浙商在如此局限下，却并未广泛进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在过去的几年里，不少浙商依然沿袭封闭的粗放的家族式管理方式，而不是走向开放式的家族式管理模式，甚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直接造成了如今的被动。“浙江仍是企业老板一个人说了算。”经济学家梁小民指出，浙商要从个人决策走向董事会决策，有独立董事可以帮你减少决策中的失误。
　　“我不反对家族式管理，但我反对封闭的家族式管理。”郭占恒在阐述浙商不足之处时表露了他的担忧：浙商由于家族制传统文化的影响，老板不愿意外人来掌控企业，很难引入现代企业制度，这是很大的问题。
　　对此，赛伯乐(中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敏提出，要解决当前中国家族式管理中存在的矛盾，关键是借鉴国际化的现代企业股权结构，以股权机制激励创业团队的创业激情，在这种新型的企业股权结构下，让多方优势资源共同推动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发展。
　　“浙商企业要谋求更大的发展，迫切需要更好地发挥核心要素‘人’的作用。”朱敏认为，充分调动创业团队的积极性，是建立浙商现代企业制度的首要内容。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董事长茅理翔则给出了一个折衷办法：在交班初期，可以通过增设总经理助理或智囊团的办法来弥补接班者在管理和经营上的不足。等到中国的职业经理人阶层比较成熟，法律相对健全，企业再去引进职业经理人。
　　30年浙商之“失”，也许还不止这些；具体到每位浙商之失，可能还有更多。好在下一个30年，浙商还有充分的时间。 
          三、从财富排行榜看浙商得失
　　  与广东、江苏商人相比，近两年的浙商，其财富增速似乎正在“退步”。
　　    曾经“得意”于各大财富排行榜的浙商群体，在最新的财富榜上表现得差强人意。2008年5月，2008年“新财富500富人榜”上，曾经连续四年保持上榜富人人数第一的浙江下滑到第二名。财富总值在各省中的排位也由去年的第三下降到第五，仅相当于广东富人的32.5%。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富人主要来自金融、地产行业的广东，则在上榜人数与财富总值上双双称冠。
　　 胡润百富榜上，也显示着同样的趋势。入榜总人数上，广东首超浙江跃居第一；上年同期进榜上升人数比例，广东以45%的速度将浙江的29%增幅甩在后面；在40亿元以上富人榜各省人数增幅方面，江苏更以450%的增幅领先浙江两倍。
　　 在成长速度方面，浙江也显得劲头不足。在2008年成长最快50强榜中，浙江较上年减少3人，仅4人入选，落后于广东9人。而在2008年最快跌落50人榜中，浙江以10人位于第一。
　　 上榜人数地区分布：浙江退居次席
　　 过去的几年里，浙商在各大富豪榜单上的强势地位无人能撼动。在2004年到2006年的榜单上，浙商群体占据各大榜单的半数以上。这也被视为浙江制造业先发优势的体现。
　　 但这一情势在2008年新一届的排行榜上荡然无存。2007年年底，2007年胡润百富榜公布，这一次，浙商并没有延续群体在该榜单上的统治地位。    

　      表一可见，浙商的第一位置已经被广东取代，虽然进入800人的大名单的人数较前三年有增无减，但广东新上榜人数增速惊人，达到了138人。这一数据，就算是两年前的浙商，也无法企及。同时，浙商与江苏在上榜人数上的差距正被缩小。与上届相比，江苏进榜人数激增25%，达历史最高。
　　在另一张财富排行榜上，广东和江苏商人群体追赶和超越浙商的情形也在上演。在2008年5月份公布的2008年新财富500富人榜上，浙商又一次被广东赶超，在进榜总人数上退居其后。
　　表二详细列出2004年以来，浙江、广东、江苏三地在这一榜单上的上榜人数额。2004年—2006年之间，浙江和江苏上榜人数呈上升趋势，浙江在2006年更一度升至107人。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广东在这三年之间上榜人数的递减。　　     2007年之后，角色在互换。从图二可见，2007年开始，浙商上榜人数已呈下降趋势，2008年与2006年相比，下降幅度高达36%。相比之下，广东和江苏仍逐年上升，尤其是广东省，与2006年相比，2008年上榜人数激增74%。
　　 从地级行政区看，胡润榜的上榜者分布在127个地级市中。
　　 北京、上海是上榜者最集中的地方。北京有87位上榜者，聚集了4230亿元财富；上海有78位上榜者，聚集了4406亿元财富。两个城市共占综合份额的22.7%。
　　  深圳、广州、佛山、杭州、香港、南京为第二梯队，共有192位上榜者，聚集了11234亿元财富。香港出现在表中，是因为有23位上榜者，其公司总部在香港。
　　  从省级行政区的角度看，上榜者中浙江、江苏相邻而集中度高，是一个上榜者集中的地区；广东与香港合成的珠三角则是另一个上榜者集中区(见表三)。
　　   上榜人数的下降，从侧面体现了浙商财富创造能力的下降。联系2007年以来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以外向型制造业为主的浙江企业，盈利空间正日渐缩小。而伴随着以金融、房地产、IT、能源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成熟，广东、江苏等两地的企业家财富积聚力，在有限的两三年内，快速超越了已经打拼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的传统浙江企业。到2008年，这一趋势已经成为集体行为。
　　 上榜群体财富总值：三个浙江等于一个广东
　　  根据2007年12月31日股票收盘价计算，2008年“新财富500富人榜”上榜富人的财富总额达到26027亿元，较2007年的12800.2亿元大增103.33%，他们的人均财富也由上年的25.6亿元提高到52.1亿元。
　　这意味着，“新财富500富人”过去一年的财富增量超过了以往若干年的积累。以上榜富人最早创业始于1978年计算，则富人们过去一年获得的财富超过改革开放29年的总和。
　　今年的上榜门槛也由去年的8亿元上升至13.5亿元。从身家超过百亿元的富人来看，今年更是达到了53位，而去年仅为15位。超过200亿元级的富人去年仅有两位，今年达到26位。超过300亿元的富人达到8位，去年仅有两位。73.2%的富人财富达到或超过20亿元，而去年的数据是37.2%。
　　在对浙江、广东、江苏三地进行财富总值统计时，我们发现，广东在2007年超越浙江之后，第二年就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两倍以上(见表四)。 　　
　　表五各数值的变化在2007年最为明显。在这一年，广东富人群体财富总值从1025.3亿元跃升至3093.8亿元，超越浙江，坐上了头把交椅。同期，江苏富人们的财富总值也有了75.6%的高成长，缩小了与浙江的差距。反观同期的浙商群体，其财富总值增幅只有24.3%。
　　到了2008年，三地增幅反差对比更为强烈。从表五可见，该年的新财富500人榜单上，广东富人群体的财富总值以126.08%增幅，翻升至6994.6亿元；这一数字，是同期浙商上榜群体财富总值的三倍。
　　  在胡润百富榜上，浙商富豪群体的财富总值增幅同样趋弱(见表五)。 
　　 表六详细罗列了2005年到2007年间，胡润百富榜上三地富人中财富达40亿元以上的人数以及财富增值幅度让人侧目的是，江苏上榜富人群体上升幅度之快。2005年，江苏上榜富人财富总值达40亿元的只有1人，2006年，这一数字增加至4人，而到了2007年，这一数字已达22人，两年间，增幅2100%。  

    　  最快成长50强：浙江仅四人入榜
　 　 每年的榜单上，同一位次的财富都较上年显著增加。不同年份胡润榜的入门门槛不同：2004年12.5亿元，2005年是5亿元，此后为8亿元。因此，不同年份的胡润榜缺乏直接比较的基础。
　　  但从表六可知，与去年相比，首富杨惠妍的财富已上升至1288亿元。这提示我们，尽管具体的上榜者其财富有增有减，但处于整个财富顶端的群体，其拥有的财富增速可观。
　　  资料显示，财富最多的前100位，2005年比2004年增加41.6%，2006年又比上年增加61.9%，2007年则比上年增加215.9%。增长明显加速。在各个群体中，均显示出这种加速，可见顶级富裕群体在社会财富中所占份额增幅之快。
　　  这意味着，社会财富正以极高的速度向这个群体聚集。与之相对应，2007年上榜群体各段的财富增速，会发现越是靠前的段，其财富增速越快。
　　  表七是2008新财富500富人榜上财富增长幅度50强中，浙江、广东、江苏三地的进榜富人资料，包括了增长速度和财富数值。      

　　 华峰集团尤小平是成长最快50强榜中位置最靠前的浙商，他以422.7%的增长速度位列该榜第8位。另有龙盛集团阮水龙、长城电器集团叶祥荛、华茂集团徐万茂进入成长50强。
　　 而在50强榜单上，广东富人群体9人入榜。其最高成长速度是美的集团何亨健，以1044.4%增幅居于三甲之列。江苏则以三人入榜。
　　 省外浙商自成风景
　　 值得一提的是，在几大富豪榜中，活跃着一支省外浙商队伍。他们出生于浙江或者祖籍浙江，在省外创业或已经将总部迁移出浙江(见表八)。 
       值得一提的是，在几大富豪榜中，活跃着一支省外浙商队伍。他们出生于浙江或者祖籍浙江，在省外创业或已经将总部迁移出浙江(见表八)。

 
　　  郭广昌是这批人中最为闪亮的一个人物。2007年的复星国际上市后，不仅让郭广昌身价猛增，同为浙江人的另外三位复星股东汪群斌、范伟、梁信军，身价也迅速攀升，与郭广昌一起进入各大富人排行榜。当时，四人财富总值达619.1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上榜富人46人中，具有浙商身份的就有21人，占该地区入榜总人数的45.6%之多。这些浙商财富总值已高达1367.3亿元，占上海2008年500富人榜上榜财富总值的82.5%(上海财富总值为1656.6亿元)。
　　  在北京板块，建龙集团张志祥(99.7亿元)、中国银泰沈国军(76亿元)、金山软件求伯君(11亿元)入榜；网易丁磊的83.4亿元财富则被计算进入广东财富总值；云海金属实际控制人台州籍浙商梅小明以16.3亿元身家进入江苏板块。
　　 另外，在广西和甘肃获得发展的北生集团何玉良和国芳集团张国芳，分别以9亿元和12亿元的财富总值，位列2007年胡润百富榜第725名和第590名。
　　   这说明，省外浙商已经在各地“分蘖发芽”，一批又一批的浙商在异地获得了长足发展，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浙商所从事的行业，与本土浙商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图表显示，省外浙商几乎已经脱离了浙商们赖以起家的传统产业，开始活跃在房地产、金融投资、钢铁、流通等主流创富行业。
　　“大凡走出浙江本土的浙商，由于其所受的熏陶与信息层次提高，与前沿产业的距离接近，往往能够较早涉足新兴产业，”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旭昆曾表示，或许，他们的成功，可以给在浙江本土从事传统产业的浙商带来一些启示。 
       四、哪些产业赚了大钱？
　　 分析交织在财富榜中各行业的造富能力，有助于让我们梳理出经济发展的脉络和财富来去的走向。杨惠妍、施正荣、张茵、陈天桥……每一届首富们的创富模式都彰显其行业阶段性的优越。这些代表新兴产业或新商业模式的首富们的成功道路，具有非常明显的创富示范效应。其创造财富的商业逻辑清晰明了，在资本强有力的支持下能够迅速被跟随和复制，使“后来者”同样能够获得成功。
　　  同样，将富人们按照行业分布来分析，财富差异同样十分明显。不仅不同产业的富人平均财富有成倍的差距，同一产业链上下游的富人，财富量级也有天壤之别。从各行业上榜人数与人均财富的消长中，我们更可以发现行业经济变动的痕迹，从而寻找到商业的方向。这或许对浙商在今后的经营与战略侧重上有着重大的意义。

　  　 金融、房地产、能源成创富赢家
　 　  2007年胡润百富榜有813位上榜者，分析上榜者的行业分布状况，我们发现，只有包装、房地产、新能源、金融、零售批发、其他矿业这6个行业的人均财富，超过上榜者人均财富(见表一)。
　　  这6个行业的上榜者占总数的31%。这6个行业有3个属第三产业(房地产、金融、零售批发)，而人均财富最低的行业中，除酒店餐饮业外，均为制造业。
　　  包装业人均财富如此之高，是因为张茵家族(玖龙纸业)拥有770亿元财富，位居整个排行榜的第二。玖龙纸业为香港上市公司。
　　  房地产业以上榜者之多、人均财富之高引人注目；与之相比，建材业与建筑业显得微不足道。
　　  房地产业占到了平均份额的1/4(见表二)，它占了上榜产业份额的18.9%、财富总额的31.2%。这意味着房地产业的上榜者，其平均财富(69.95亿元)明显高于所有上榜者的平均财富(42.45亿元)。
　　  从2008新财富500富人榜上可知，本届只有金融服务、房地产、能源、林业及造纸、商业服务业、综合行业的人均财富超过上榜者人均财富。这6个行业的上榜者占总人数的49%(见表三)。
　　  从今年上榜富人的人数看，综合、房地产、日用消费品、机械设备、金属与冶炼等行业分列前五(见表三)，都超过了40名，表明目前房地产、制造、资源产业仍是中国主要的造富场。从人均财富看，金融服务、房地产、能源分列前三甲，仍是超级富人的主要诞生地；而金融服务、房地产行业的人均财富分别达到80.4亿元和78.9亿元，较上届分别有95.5%和87.9%的增长。

　　 新产业新模式孕藏新机会
　　  事实上，浙商在富豪榜上也曾几度登顶。让陈天桥和丁磊迅速实现财富聚变的，是他们所选择的商业模式。他们在登上财富最高点的同时，也向世界揭示了一个商业逻辑再简单不过的创富模式：“快公司、轻经济”的盈利模式。
　　 陈天桥和丁磊都是从事IT业的省外浙商。他们创造财富的速度，和浙江的传统富豪相比可谓弹指一挥之间；而且，由于商业模式简单清晰，具有非常高的认知度和可复制性，他们迅速被其他资本认可，因而引领了一个行业的迅速扩张，一群富人的快速崛起。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一些陈旧的业态模式正逐渐萎缩，同时之前的一些细分行业正逐步发展壮大。例如太阳能行业，在短短几年内从无到有，迅速从弱到强。
　　 一些已经入榜的浙商们正在重塑其盈利模式，开始向其他产业突围。地产、资源、金融均是富人热衷的大热产业，一些凭藉制造业积累原始财富的富人，多开始介入这两大行业。
  　 正泰集团南存辉就是一个典型。由于低压电器利润日薄，2006年10月份，正泰成立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预计未来几年内，太阳能项目的产值可达百亿元，成为正泰集团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并成为正泰集团的主业之一。“做十年低压电器，可能不如做一年太阳能！”正泰的这一转型，南存辉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类似的期望。这位现排名500富人榜345位的浙商，或许数年之后，其财富将依靠太阳能项目而爆炸式增长。
　　浙江永利集团董事长周永利则凭借金融业投资，获得市场阶段性的肯定。这位以纺织起家的绍兴企业家，先后入股绍兴农村合作银行、浙商银行、信泰人寿。随着这些金融企业的快速发展，保守估计，周永利个人身家预计已超40亿元。　　It是另一引人注目的行业。从事传统产业的绿盛公司林东，先后创立共和网、畅翔网；这一领域的成功案例，在富人榜中数不胜数……
　　这些正在探索中的浙商们均有企业运作的丰富经验，因此，也更有可能顺利实现产业转型，找到创富的新模式。或许，不久的未来，他们中的某些人也会进入财富最快成长50强的行列。他们的探索，对浙商来说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指出,产业结构的调整应当成为浙商转型的重中之重。他认为,产业内升级，可以通过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技术创新双管齐下的方式来改造和提升传统制造业；产业间升级，可以通过大力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适度发展新型重化工业双管齐下的方式来实现。在浙北地区，可以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创意产业；而在宁波和温台产业带，在大力改造传统产业的同时，应适度地发展新型的重化工业，加快产业的升级步伐。
      五、浙粤两省企业“块头”比较
 　　在百强企业中，广东榜单前10名企业的总营业收入达8100亿元，比浙江前10位企业的总营收4478亿元高出近一倍。
　　  日前，由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评选的2008中国企业500强名单正式公布。其中江苏55家、广东44家、浙江43家、山东38家。

　       对比广东与浙江百强企业榜，广东榜首企业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年营业收入达1875亿元。反观2008年浙江百强企业榜首企业物产集团，凭借省物产集团以844亿元的销售额登上榜首，犹不及2007年广东百强企业榜首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收入的879亿元。
　　  在“2008广东省企业100强”榜单中，入选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共有55家，占此次百强榜单全部企业收入的68.7%。而浙江的百强榜中，民企有71家，国有及国有控股的企业24家，外商投资企业5家。
　　 两地的评选入围门槛都有大幅提高。“广东百强”的入围门槛为年营业收入或销售收入达20亿元以上的企业，与上年相比提高了8亿元。浙江百强的门槛是年营业收入或销售收入为48.91亿元；与去年的40.18亿元相比，今年这份榜单的门槛大幅提高了21.73%。广东榜单前10名企业的总营业收入达8100亿元，比浙江前10位企业的总营收4478亿元高出近一倍。由此可见，广东的10强企业块头比较大，而浙江的百强企业门槛高。
　　 “从总体来看，浙江综合百强企业的行业分布仍然主要集中在传统制造业、建筑房产和贸易领域，而在高技术产业、金融业等领域仍缺乏大型领军企业。”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院长程惠芳说。
　　 程惠芳认为，从总体上看企业创新投入不足，生产资本投入增加，企业仍然处于投资推动型增长阶段，还没有进入创新驱动的增长阶段，浙江100强企业仍然具有粗放型增长的特点。
　　“眼下正是浙江民企实行并购的大好时期，企业做强做大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许多行业里面，企业不做大，就不可能做强。”曾为本刊撰写专栏的经济学家梁小民表示，“两年前在温州，我讲过浙江企业的问题，就是企业规模小。浙江经济要走过这一步，必须把企业做大。”
          六、探究浙商财富增速放缓之谜
　　 从全球富人的行业分布看，金融业(10.3%)、零售业(8.8%)、媒体娱乐业(8.6%)、服务业(7.8%)和软件与高科技业(7.35%)相对领先。这些主要提供无形商品的行业，在财富积累速度上远胜于提供硬商品的制造业。
　　  从2008新财富500富人榜来看，在广东、浙江、江苏三地的财富比拼中，浙商是最“穷”的富人群体。这与以往几年的财富分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产业结构上的差异，是导致浙商在这场比拼中落于下风的主要原因。而最表面的因素是浙商们的财富资本化程度不够，与资本市场的联动性不足；另外，在造血能力强的行业中，鲜见到浙商的身影……
　　 正视这些差距，可以帮助浙商比较客观、全面地了解这个群体的状况。通过找出不足，才可以清晰地看到真正持久的盈利模式。
　　  “逆境上市”造就浙江“首富”
　　   2008年8月28日，美特斯?邦威服饰上市，开盘报价30元，涨幅51.48%，按照当日收盘价计算，美邦服饰掌门人周成建父女的身价达到了161.4亿元，赶超同为温州老乡、2007年胡润榜浙江首富的黄伟。
　　   一夜之间，财富从60亿元跃升至161亿元。人们最关心的是：周成建，这位从温州妙果寺服装市场走出来的商人，会以怎样的心态来对待这笔财富？欣喜若狂，还是不能承受之重？
　  　 但是，无论周成建以如何冷静的态度来面对这笔巨额财富，市场也难以冷静。赶超黄伟？这要是在一两个月之前，会被认为是不可想象：因为上个月出炉的“2007年内地资本市场富豪榜”中，温州人黄伟以230.62亿元的财富总额排在首富张近东之后，2008年3月，这一数字飙升至250亿元，两年时间分别以700%和525%的增幅，铸就浙江本土首富。
　　  但是，黄伟新湖系旗下的3家上市公司新湖创业、新湖中宝及哈高科，随着股市的连续下跌，原本已经上市的浙江资本市场富豪们身价“一落千丈”。半年以来，由黄伟控股的新湖中宝、新湖创业和哈高科三家上市公司的股价均惨遭“腰斩”，其财富也缩水至133.9亿元左右。
　　   但就算是133.9亿元，当时的周成建也无法逾越。2007年周成建被测算的身家不过60亿元，两人财富相差悬殊，周成建也无法成为浙江资本市场上的首富。
　　  然而，士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如今，周成建的财富神话真正应验了这句古语。
　　   相比较而言，美邦服饰成功上市市值倍增，一上一下之间，周成建，这位资本市场的“后起之秀”已经赶超浙江资本市场的“元老”。
　　   当然，无论是黄伟还是周成建，他们能先后登顶浙江首富，都说明了资本的魔力。在胡润百富榜上，黄伟分列金融榜和房地产榜19和13位。而黄伟的突围和后述戚金兴的财富暴增，从某种程度上凸显了“金融+房地产”模式的胜利。
　　   浙商财富资本化程度普遍不高
　　   2008年5月29日，滨江集团(002244.SZ)在深圳证交所挂牌交易。一日之内，戚金兴实现了财富翻番。按照当天收盘价格24.3元计算，持有滨江房产股份高达2.43亿股的戚金兴，身价已高达59亿元。如果再加上戚金兴之子戚加奇作为第四大股东持有的2520万股，戚金兴父子的总身价为65亿元。
　　  如果以榜单为准，这一身价足以让戚金兴父子荣登2008年新财富富人榜90位之内，在此之前，戚金兴仅仅以20.8亿元的身家列第342位。
　　  此外，以市值计算，滨江集团首日上市后其总市值已经赶超绿城。绿城总股本为15.73亿股，截至5月30日绿城总市值为136.85亿港元。而5月29日收盘的滨江集团，总市值却高达126.36亿元。折合港元和人民币的汇率差，滨江集团已把绿城推到身后。
　　  而在2007年胡润富豪排行榜上，宋卫平在浙江地产商中财富排名仅次于新湖集团黄伟。由此不难推断，当时身价高达65亿元的戚金兴父子，已经跻身浙江地产大鳄前三位。
　　  这便是资本的力量，资本市场的财富扩散效应使戚金兴财富爆长212.5%成为可能。这也是“最牛散户”黄木顺，在没有自己实业的情况下，以13.5亿元身价列该榜单第499位的原因所在。
　　  事实上，在“2007—2008财富最快成长50人”中，成长值最快的尤小平家族，就是依靠上市之后积聚的财富。2006年8月23日IPO的华峰氨纶，乘着资本“牛市”的快车，尤小平身价在两年后高达62.2亿元。其422.7%的高成长性位列榜单第8名，也是浙江进入前10位的唯一一个。
　　  不妨将目光放到浙江以外的富人们的成长值。榜单中500个富人所拥有的上市公司中，在A股或香港市场上市的占八成以上，显示资本市场已经成为富人的创富主场。2007年，两地股市的高涨带动了富人财富的亢奋增长。本届继续蝉联首富的杨惠妍，在旗下上市公司碧桂园2007年的股价高点时，身家一度超过1300亿元。
　　  跻身“最快成长50人”的富人，更得益于资本市场的推动。总体来看，这些富人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因为旗下公司上市带来的财富增长，例如财富增长最快的潘石屹、张欣夫妇，海王集团的张思民、银泰百货的沈国军、波司登的高德康以及巨人网络的史玉柱等。另外一类就是由于拥有的A股上市公司股价在2007年大幅上涨而带来财富的增加。
　　  在2008新财富500富人榜中，新晋富人164名，其中拥有上市公司者多达133位，而跻身前100位的18名新晋富人全部拥有上市公司。今年旗下拥有上市公司的上榜富人达到320名，占上榜者总数的64%。可以说，财富增速与资本市场的联动逐年增强。

　　   反观浙江，上榜69人中仅35人拥有上市公司，只占上榜总人数的50%。而广东省的94个富人拥有上市公司的数值达到了69家，占上榜总人数的73%。近邻江苏拥有上市公司35家，占上榜总人数的59%(见表一)。
　　   从表一可以看出，浙江富豪只有半数以上的人涉足资本市场，远低于富人榜的平均水平，而广东、江苏要高出平均水平。
　  　“上榜富豪今年的财富增长很大程度来自于资本市场。虽然浙江也有不少上市企业，但他们在利用资本市场的深度、广度上都落后于广东和江苏。”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中心副主任杨轶清分析，富人财富的资本化，是高速成长的一个前提。在财富榜面前，浙商退步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应该是资本化程度不高的原因。
　　    2007福布斯富豪榜上的上榜浙商中，有17人新晋上榜，如杉杉股份(5.64,0.04,0.71%,吧)郑永刚、天马股份马兴法家族、网盛科技孙德良等等。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浙商在福布斯富豪榜上名次有所下跌，甚至跌出榜单之外。
　　  鲁冠球从去年的第10名后退到第33名，宋卫平夫妇从原来的27名后退到41名，广厦集团楼忠福父子排名从33位下滑到了158位……而去年的上榜富豪红楼集团朱宝良、万马集团张德生、南方集团徐顺兴、康莱特集团李大鹏、日月首饰集团虞阿五家族等二十多人已经在榜上寻不到踪迹。
　　  能否利用好资本市场这个工具成为了决定浙商在富豪榜上沉浮的重要因素。股市带来的财富暴涨，让富豪榜门槛陡然增高，从去年的8亿元上升到了15亿元，增长幅度近一倍。那些排名下降或者跌出榜外的浙商，或是未涉足资本市场或是在资本市场上表现不佳，单纯依靠公司业绩的增长自然追不上股市上大赚“快钱”的步伐。
　　  浙商在榜单排名上的“退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退步，更多的恐怕是在股市批量“造富”局面下的一种无奈。
         低端产业制约企业增利
　　 浙商的财富为什么不能迅速膨胀？其最大的原因在于其粗放的产业结构限制了企业增利。
　　 2008新财富500富人榜中，浙江入榜69人，财富值低于40亿元的共有38人，60%的浙江富人低于52.1亿元的人均水平。这些浙商大部分分布在大制造业领域，这真切地反映了他们正处于价值链的低端。
　　 而此次上榜的广东富人来自金融、地产行业者达到34人，占本省上榜人数的36%。他们所拥有的财富为4013.9亿元，占广东富人财富总额的57.3%。而浙江富人有70%以上从事纺织服装、化工、普通机械等行业。而同时，此次浙江上榜富人甚至没有来自金融行业的，来自地产行业的也仅有8名富人。
　　 “基本上，浙江企业所从事的行业集中在大制造业的一些低端领域，并且有相当一部分以出口为主。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大背景下，此类产业的利润创造能力实际上大打折扣。”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认为，企业利润下降，浙江富人们的财富增长就会放缓。
　　  不过，制造业富人的递减也合乎全球规律。从全球富人的行业分布看，金融业(10.3%)、零售业(8.8%)、媒体娱乐业(8.6%)、服务业(7.8%)和软件与高科技业(7.35%)相对领先。这些主要提供无形商品的行业，在财富积累速度上远胜于提供硬商品的制造业，“500富人榜”中，来自非制造业、在创业十年内上榜的富人近年明显增加。
　　 在“新财富500富人榜”排名之初的2003年，制造业上榜人数最多，以79人占全部人数的19.75%。近年，随着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不断被削减，行内富人也风光不再。不过，制造业的首富在富人榜上的总排名仍比较靠前，如机械设备行业的梁稳根、家电制造业的何享健家族，这说明如果经营得法，在低利润率行业也能够实现财富的高速增长。
　 　以传统制造(如纺织服装、建筑等)为主的浙江企业，其人均财富始终无法跟在房地产、金融、新能源行业的富人们相比。这使得浙商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到底哪里才是我们的“蓝海”？江苏钢铁业的挺立和流通行业的兴起，又给了浙商们什么样的启示？ 
         七、理性看待财富潮起潮落
　　 虽然依靠传统业起家的浙商，其身家要比依靠资本市场迅速暴富的主流创富模式(如金融、IT、能源等行业)下的新晋富豪要实在的多；但从长远看，市值管理的作用必须引起浙商重视。
　　 华峰氨纶(002064)刚上市时，尤小平仅以11.9亿元的资产在500富人榜第355位遥望百强。而经历过资本市场一年时间的洗礼后，华峰氨纶市值膨胀，尤小平更以62.2亿元身价列富人榜第94名。
　　 在500富人榜中位置最靠前的浙商是郭广昌，2007年复星国际上市伊始，身价一度高达363.7亿元，而到了2008年3月31日，郭广昌身价跌落至242.8亿元，财富缩水33.24%。
　　 自2008年年初以来，浙江房地产股损失惨重。就股价跌幅来计，以浙江广厦为最，其实际控制人楼忠福持股账面损失估算超30亿元。
　　 “财富更像是海上的波浪，起起落落。”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旭昆对“市值”如此理解。他表示，时下盛行的财富榜上的企业家财富，更多体现的是企业的“市值”，而非实业资产。那么，浙商是否需要去接受这种“市值”财富？如何迎接市值管理时代的到来？
　　  虽然依靠传统业起家的浙商，其身家要比依靠资本市场迅速暴富的主流创富模式(如金融、IT、能源等行业)下的新晋富豪要实在的多；但从长远来看，市值管理的作用必须引起浙商重视。市值管理的杠杆效应已经给众多浙商带来了收益，这也是眼下越来越多浙商逐渐转型，向市值靠拢的动力。
　　  市值不等于财富
　　  2007年11月，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后，阿里巴巴成为2007年互联网领域最闪亮的明星，市值一度攀至1996亿港元，一跃成为中国市值最大的互联网公司。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2008年3月底，阿里巴巴股价报收于12.2港元，击穿了13.5港元的上市发行价，市值缩水逾1500亿港元。
　　  类似起落在各大财富榜单上频频出现。可以认为，每届榜单上富人名次的更迭，大都是市值的更迭。
　 　“现在的财富榜大都是依照上市公司的‘收盘股价*股份数量’来计算企业家财富，所以很大程度上来说，企业家在榜单上的财富数字，是他们的市值财富。”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中心副主任杨轶清表示，这种计算方法很难地的展示企业真实资产。
　　 杨轶清以“中国民营企业百强”榜单和“新财富500富人榜”、“胡润百富榜”对比为例。“如果按照后两者的计算方法，浙商在富豪榜中的席位其实每年都是在下降，而‘中国民营企业100强’榜单上，浙江企业的席位则相对要稳定的多。”
　　  杨轶清表示，将浙江企业在胡润榜的上榜数，与更具权威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上榜数对比，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真谛。 　　     
        “在由官方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了200多家，相当于总数的40%，而在胡润榜中仅仅占据了1/8。由此可见，浙江有不少低调富豪都不愿意上榜。”杨轶清称，上述两榜其数据的可靠性与公信力都无法与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相提并论。
　　 “‘百富榜’公布后，很多企业界的朋友向我‘道喜祝贺’，弄得我很尴尬，”这位浙商称，尴尬的原因不在于其财富多，而是他知道，在他的这些企业家朋友中，他自己的规模资产几乎是最少的，但其他企业家却无一上榜。
　　由于浙商的上榜热情不高，编辑榜单者无法获取未上市企业财务资料有关，只能在已上市公司或者已公布上市计划的公司里比较筛选。
　 　“这也是我们看到市值统领财富榜的原因。”杨轶清认为，市值成为决定投资者财富大小的一个新标杆，在某些特定时刻是有价值的。“比如融资、套现。”但要是将市值等同于个人财富，只能是“纸上富贵”的体现。
　 　浙商迎接市值时代
　　 2006年和2007年资本市场空前繁荣，上市公司的市值得到了巨大的增长。这也同样体现在浙商们身上。
　　 中小板第一高价股天马股份2007年3月28日上市，上市股价70元，股价一度近140元，马兴法家族身价也达到了55亿元；
　 　杉杉股份早期进行股权投资，持有宁波银行1.79亿股，其平均成本只有1元多，而宁波银行登陆A股市场后股价一路攀升，公司可获得近几十亿元的增值空间，郑永刚也跻身富豪榜219位；
　 　浙股新成员东力传动8月刚刚登陆中小板，就让宋济隆身价达到了18.5亿元；
　　 浪莎集团借壳ST长控上市创造了今年股市的两大“吉尼斯”纪录，复牌首日便暴涨8倍，目前股价几近“腰斩”再腰斩,但丝毫没有影响翁氏兄弟财富的暴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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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浙商们在市值时代已经初尝“甜头”。这些近在眼前的成功案例，也让众多浙商心痒难耐。
　　林东从传统行业的抽身，或许可以做为浙商们迎向市值时代的一个案例。2007年，林东的“牛肉干＋网游”创新模式取得初步成功后，将主要精力投向IT行业，与人合作创立了共合网。半年之后，旗下“畅翔网”上线。
　　“如何超越传统运营模式，一直是我在思考的问题。”2007年，畅翔科技集团全面启动“畅翔差旅管理”服务项目，并拟在美国上市。
　　“传统产业门槛太低，目标太狭隘,就算你做到行业第一又能如何？利润回报连资金成本都赚不回来，难道这是制造企业的梦想？”林东认为，浙江制造的同质化竞争表现明显， “畅翔网概念也有可能被复制，但是需要时间;创意产业，先发者胜。”
　　追求市值体现，更是出于对融资的需求。
　　“市值越大，在银行获得间接融资的门槛也就越低，获得间接融资的规模也越大。”一位正醉心将自己企业IPO的浙商告诉记者，他正是因为看重这一因素，才致力于上市。
　　事实上，国家宏观调控下，企业很难像过去那样方便贷到款，这让无数企业家更加向往资本市场融资的便利性。
　　要市值，更要价值
　　在市值这个标杆下，高科技企业不一定市值高；低科技企业不一定市值低。市值标杆下，企业家不再以销售收入比大小，而是以市值分高下。
　　市值时代，企业首要关心的是内在价值和盈利。阿里巴巴是2007年互联网最闪亮的明星，虽然利润还只有9.67亿人民币，但市值一度超过200亿美元。
　　实际上，在股价理性增长的基础上，股价增长与品牌价值之间的确是一种相辅相成、互相拉动的关系。未来，在资本市场上，一流企业和二流企业的区别，将在于能不能运用市值这个利器。我们应当看到，绝大多数浙江上市公司的市值还停留在几亿、十几亿的小盘阶段。随着市值时代的到来，浙商的经营哲学和经营理念必须主动适应变化，提升经营境界、利用资本增强产业竞争能力。将泡沫做实，既要追求市值，又要兼顾核心价值的塑造。
　　“现在一些企业的实体并没有做得很大，但市值就几十亿美金。他们的目标应该是让企业实业规模做到十倍、二十倍，但很多人不这么想了，搞企业的人大部分在搞金融。这样的企业就走入误区了。”获得市值管理百佳第四名的网盛生意宝董事长孙德良表示，浙商应该综合运用多种价值经营方法和手段，达到公司价值创造最大化和价值实现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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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浙商论坛组委会发布了改革开放30年“浙商10大标志性事件”。本次评选由《浙商》杂志联合浙江省工商联、浙江省国内企业合作发展促进会、浙江省私营(民营)企业协会、浙江省海外交流协会等举办，经过主办单位领导、专家数次评定，并在浙商网上公示，最终结合上万名网友投票评出。 
　　1、1978年，义乌小商品市场发轫，“商品经济”如地下的泉水喷涌而出 
　　义乌从1978年开始出现了由一些货郎自发聚集形成的集市。几年下来，这些由货郎自发聚集形成的集市规模越来越大。1982年8月，义乌稠城镇发布通告，正式宣布开放小商品市场。如今的义乌，已成为全国小商品集散地和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出口基地。“义乌模式”更是被拷贝到了全国乃至海外。与此同时，浙江也已由一个资源小省发展成为一个市场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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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11月16日，所有中国党报的头版刊登了长篇通讯《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在全国形成了“步鑫生热”。 
　　1984年，时任杭州中药二厂厂长的冯根生甘当“出头鸟”，深入推动国企改革，成为第一个打破“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的国企厂长。 
　　这之后，浙江省大胆进行混合所有制等改革，国有经济保持强劲的上升势头，迸发出极强的活力，主要经济指标均位居全国前列。2005年，浙江省国企净利润跃居全国第二位。 
　　4、1986年，鲁冠球成为全国乡镇企业的“旗帜”，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开始起步 
　　1986年4月，《人民日报》刊登长篇报道《乡土奇葩——记农民企业家鲁冠球》，鲁冠球成为乡镇企业的带头人和“共同富裕”的典型。 
　　两年后，鲁冠球以1500万元买断万向节厂的一半股权给参与创业的人。1993年，在浙江的乡镇企业中，开始推行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到上世纪90年代末，这场规模巨大的产权量化运动在曲折反复中宣告完成。 
　　浙江乡镇企业的崛起，标志着浙江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起步。其后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实现的民企大发展，形成了中国经济风景线中独特的中国第一商人群体——浙商。 
　　5、1991—1992年，王均瑶“胆大包天”，宗庆后、陈金义等突破禁区兼并、收购国企 
　　1991年7月，25岁的王均瑶承包了长沙至温州的航线。首开中国民航史上私人包机的先河，同年，仅有100多人的校办集体企业娃哈哈营养食品厂“以小吃大”，一举兼并了拥有2000多员工的国营企业杭州罐头食品厂。 
　　1992年，浙江农民企业家陈金义一举收购了上海6家国有商店，成为改革大潮中第一位收购国有企业的民营企业家。 
　　这一项项对禁区的突破，无不体现了浙商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也令浙商和浙江经济得以不断突破发展空间飞速发展。如今，在全国各地的浙商达400多万，一年创造的价值相当于浙江全省的生产总值，相当于在省外再造了一个“浙江”。 
　　6、1994年，万向钱潮——中国首家乡镇企业上市。浙商走向资本市场的大戏由此拉开 
　　1994年1月10日，经过7年的奔走呼号，万向钱潮股票终于在深圳上市交易，成为中国首家上市的乡镇企业。 
　　2007年7月，复星国际在港交所上市，按当日收盘价计算，该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郭广昌持股市值达到300亿港元。 
　　浙江省证监局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底，浙江省上市企业已达154家。 
　　借助境内外的资本市场，浙商不仅打通了最重要的融资渠道，也让浙商企业从“土财主”型的家族企业，逐渐转型为治理规范的公众公司。 
　　7、2000年，马云登上福布斯杂志封面，新经济开始颠覆传统商业模式 
　　2000年7月，引领互联网经济的马云登上了福布斯杂志的封面，成为中国企业界第一位登上该杂志封面的企业家。2007年11月6日，阿里巴巴网络有限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开始交易，并一跃成为中国互联网首个市值超过200亿美元的公司。 
　　除了马云在互联网世界叱咤风云，丁磊、陈天桥也分别将自己创业的互联网公司在美国上市，并在2003年、2004年名列“中国富豪榜”首富。 
　　此外，浙商中还涌现出江南春、孙德良等新经济的代表。浙商，不但在传统行业领跑，也在新经济中继续引领中国。 
　　8、2003年，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当选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目前，已有数千浙商在全国各地人大、政协中参政、议政 
　　2003年1月，在浙江省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42岁的民营企业家、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会长徐冠巨当选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这是浙江省政协成立以来，首次由改革开放大潮中成长的新一代非公有制企业代表人士担任副主席。徐冠巨从2002年7月起担任浙江省工商联会长，这也是从1952年成立以来，浙江省工商联第一次由新一代非公有制企业代表人士担任“掌门人”。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400多万浙商中，在各级党代会和人大、政协等参与参政议政的人员达数千人。 
　　9、2003年，温州烟具协会打赢了中国入世以后的第一个反倾销案。在一系列反倾销案后，是浙江外向型经济的大发展 
　　2003年7月14日，欧洲打火机制造商联合会撤回了对产自中国的打火机的反倾销诉讼，反倾销程序自动终止。中国入世后的第一个反倾销案由此宣告胜利。 
　　“浙江制造”成为“中国制造”的代表之一，浙商也在与贸易壁垒的抗争中逐步融入全球化。经过20多年发展，浙江已经有150万家企业在国外投资，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发展壮大，大批企业正变身为跨国企业，在境外再造了一个“浙江”。 
　　10、《浙商社会责任倡议书》问世。浙商成为各种慈善榜单上的常客 
　　在2007浙商大会上，由浙商大会组委会、浙商杂志和众多知名浙商联合发布了《浙商社会责任倡议书》。这表明浙商正实现从“功利”向“公利”的转变。根据2008胡润浙商慈善榜发布的数据，从2003年至今，30位浙商慈善家共捐赠了14.4亿元。其中45岁的李书福以2.82亿元的捐赠，成为最慷慨的浙商慈善家。在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后，浙商更是大力向地震灾区捐款捐物，累计金额超过2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