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有句名言：“三十而立”。孔子原意是讲人生的规划、成就和规律。人生如此，社会和国家也如此。不知不觉，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到达“三十而立”之年了。回首中国三十年，丝丝缕缕在眼前。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立”了什么？怎样“立”的？“立”的有什么和问题？怎样解决问题？“立”的前景如何？这些都是改革开放“而立”之年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的。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胡锦涛总书记在2008年的《新年祝词》中说：“2008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我们将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对改革开放30年最好的纪念，是探索“科学改革观”。
　　   一、对改革开放最好的纪念，是探索“科学改革观”
　　   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中国，是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发生了巨大社会振荡的中国，是社会主义事业经历了二十多年艰难曲折的探索未能摆脱贫困的中国，是经历了十年“文革”全局性混乱之后何去何从的中国。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我国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在农村，大部分农民没有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在城市，许多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公职人员连续二十多年没有涨工资。由于以“以阶级斗争为纲”所翻来覆去进行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使多数人都受到这样那样的打击和伤害，党内党外都积累了大量冤假错案。这些情况给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从而产生了“四大危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对共产主义远大前途的信誉危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危机，对共产党领导的信任危机）和“两个下不去”（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活不下去，中国共产党很难干下去）。在“四大危机”和“两个下不去”面前，中国共产党还能成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吗？社会主义事业还有前途吗？马克思主义旗帜还能高高飘扬吗？我们别无他途，只有改革这一条路可走。这是生死攸关时刻惟一可选择的道路。
　　  经过20世纪70年代后期“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和政治、思想、理论上的一系列拨乱反正，1978年12月18日～22日胜利地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2月22日向全国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决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前的“左”倾错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理论的全面拨乱反正，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方法、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正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从而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若大的国家，若大的党，搞了几十年阶级斗争为，一下子要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争论，肯定有人反对，也有人保留不同意见，但反对者和保留不同意见者也知道解放以后搞了20多年社会主义没有搞好，全国人民未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反对者自己和家人也要吃饭，也要发展。所以从过去“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太难。全党全国一旦踏上了改革、开放和发展之路，就成了洪流，成了不归路，大家或积极主动、或被夹裹涌入洪流向前蹚，成了大家都必需支持、必须积极参加的最大政治。30年来，我国人口从9亿多增加到13亿。在中国如此巨量的人口、如此广博的国土和如此之长的时间里，基本上确保了上上下下同心同德搞改革的积极性，实属不易，这不仅在中国是空前绝后，在世界上更是空前绝后，真不愧称“世界奇迹”。
　　1978～2008年，30年，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白驹过隙的短暂一瞬，但改革开放的中国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走上了160多年来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复兴之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经济实力雄居世界前列，进出口贸易和外汇储备雄居世界第一，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的“四大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和中国在世界上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巨大变化。世界资本抢滩中国，“中国崛起论”以致“中国威胁论”都在环球叫响。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完全可以称之为“改革开放盛世”，这个盛世比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23年还多出了6年，而且中国的改革开放还继续在盛世之道上挺进。
　　在当今世界，若要谈改革开放的成功，言必称中国。无论是国内专家，还是国际社会，都在纷纷探索“中国改革开放成功之谜”和“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谜”。美国学者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2004年5月向全世界提出了“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的话语。尽管中国自己并不自诩“北京共识”，更不输出“北京共识”，但出自美国学者的“北京共识”之说作为一种国家成长模式，在世界上已经发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科学改革观的五大飞跃和五大统筹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特别是党的十七大科学发展观进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使中国的发展理论和实践都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科学发展观是对“GDP拜物教”或者说“GDP崇拜”的反思，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提升，是对20世纪后期提出、并成为联合国重要话语和工作任务的“可持续发展”的进一步升华。
　　人类发展观有一个不断进步、不断拓展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和独立出来的贫穷落后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增强国力。为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确立了以GDP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战略。这种在“经济的”就是“合理的”观念支配下的发展政策，导致了资源浪费、生态恶化、环境污染等严重问题。而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山川秀美等与人民世世代代利益息息相关的因素，都被经济快速增长的代价牺牲掉了。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前20多年，大体也经历了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走过的共同历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不仅使自己面临着一系列严峻问题，也使中国面临着国际社会和环境组织的巨大压力。2003年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特别是2007年党的十七大科学发展观写入新的党章，使我国走出了GDP崇拜，实现从“单纯GDP增长观”向“科学发展观”的战略转变。
　　科学发展观固然对改革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科学发展观的主要理论和政策服务面是“发展”领域。尽管“发展”与“改革”密不可分，但改革与发展的内涵和任务毕竟具有多方面的不同。我国经济在持续30年高速增长之后，出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现的资源浪费、生态恶化、环境污染的严重问题，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山川秀美的严峻任务摆在面前，这客观上催生了“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催生了科学改革观。2006年3月“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说：“要坚持改革的科学性与协调性”。中国进行了30年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又衍生和胶着许多矛盾，迫切需要实现“改革的科学性与协调性”；而要实现“改革的科学性与协调性”，客观上需要“科学改革观”。
　　科学发展观也决定着科学改革观的原则和方向，因为科学改革观与科学发展观同源于以人为本。人民既是改革的持久动力和主体，又是改革成果的最终享受者；坚持全面、协调、渐进、稳定地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整体配套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此就必须做到：
　　第一，在改革的广度方面，要不失时机地从单项突破发展到整体推进，使改革从经济领域推进和扩展到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改革；
　　第二，在改革的力度和深度方面，要从过去机制转换式的改革，向全面的制度创新推进；
　　第三，在改革的操作方式上，要从过去的政策推进发展到全面的法治规范；
　　第四，在改革的指导思想方面，要从过去的“摸着石头过河”走上岸来，为改革“造船”、“造桥”，从而飞跃到“划着船过河”和“踩着桥过河”；
　　第五，在改革的理论认识水平上，要不断地从改革的“必然王国”向改革的“自由王国”跃进。
　　党的十七大报告全面论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全面统筹发展理论：第一，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第二，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第四，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第五，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科学发展观的全面统筹理论，对改革开放无疑具有着重要指导意义。但由于改革开放的实行科学改革观，需要在改革的各个方面全面统筹：第一，统筹国有企业改革和非国有、非公有经济的发展；第二，统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三，统筹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第四，统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第五，统筹科学改革和科学发展。    

科学改革观的五大飞跃和五大统筹

　　要做到这些统筹，首先必须科学总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和基本经验，必须科学分析当前凸现的矛盾和改革攻坚的时空条件，必须科学分析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必须科学规划和实现改革攻坚的重大战略转变，必须科学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有科学改革的思想方法和视野。